在《容斋随笔》中曾记载一则名为“温公客位榜”的故事，讲的是在司马光任宰相时期，曾亲笔写了一篇告示，贴在家中会见客人的地方。告示的内容大致是：若对朝廷有意见，可通过正规渠道上奏，私下写信告知则没有益处。对我有意见的，请由吏员转交给我，我一定好好反省。凡是来家中拜访的，请不要谈论公事。
有人说，“温公客位榜”的故事讲得是做官的胸怀与品德，而笔者感到，其中蕴含的却是由“公私分明”所展露的严格与细致。的确，若是对公事有看法，又何必来家中才能谈论？若是对他人有意见，又何必走关系才敢提出？若是心中不满合乎情理，又何必找寻隐蔽场所才敢发泄？
《韩非子·饰邪》曾言：“公私不可不明，法禁不可不审。”公私分明，法治才得以畅通。而公与私的界限应该是清晰的、绝对的。回顾近几年，一些贪官污吏的落马史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腐败堕落往往是由公私不分开始的。逢年过节，亲朋好友大包小包、来来往往为的是“汇报思想”；娱乐消遣，企业老板簇拥环绕、纵情声色为的是“交流看法”；同僚聚会，同事下属推杯换盏、茶余饭后为的是“提出建议”。事实上，这些所谓的酒桌文化、包厢文化、情礼文化都是公私活动混淆的表现。
在一部分人眼中，在家中接待他人处理公事，是“贴近群众”，是“因公废私”，是“舍己为人”的表现。但实际上，只有少部分人才能坚持做到“克己奉公”“相敬如宾”。因为，家毕竟是私人生活的场所，是一个人放松身心的地方。且不说家中琐碎会影响做人办事的心情和态度，亲朋好友往来不止，也会导致决策判断有所顾忌，待人接物终究会掺入私人感情，那处理公事又怎能保证公私分明呢？自古以来，有不少廉官名臣皆能分清公私界线。例如南宋诗人周紫芝在《竹坡诗话》中记道：李氏家族有一人为官廉洁，公私分明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借助烛光办理公务，这时有人送来一封家书。他当即灭掉公家的蜡烛，点燃自家的蜡烛。因为在他看来，公与私之间不能越雷池半步。古人尚且如此，今人又当如何呢？
其实，公私分明最重要的是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公私界线，以严格的标准捍卫公家利益，以慎独的态度面对公私纠葛，以严实的精神呵护公心纯正。那这条界线为何？笔者感到，岗位不同、职务不同、级别不同，界线也不会一样。但一条清晰的公私界线，必然有三个特点：一是在公私冲突之时，能把公事摆在首位；二是在公私交织之时，能让私利远离公利；三是公私不明时，能抽出身子不加干涉。而具体看来，就是要分清场合，公私交往不可混淆；分清财物，公利私利不可共处；分清权力，公权私权不可互用；分清亲疏，公情私情不可同语。
对此，我国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，就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典范。为了工作方便，陶行知为自己缝制了一件特制的“工作服”。衣服的上衣有两个专用口袋，一个用来放公款，一个用来放私款。在一次募捐回来路上，由于车上人多拥挤，口袋里的钱被偷了。陶行知可急坏了，可当他摸了一下口袋，眉头却舒展开来：原来小偷偷走的是他的私人钱款，公款还在。尽管疲惫不堪，陶行知却不动公家口袋一分钱，从十几里外步行回校。
《商君书?修权》曾言：公私之分明,则小人不疾贤,而不肖者不妒功。在强国梦的大道上，利益纠葛、改革压力、环境干扰在所难免，每一名党员干部只有将“公私分明”作为基本准则，清清楚楚、彻彻底底、干干净净划清公私之别，才能为党的事业、国家的建设、人民的利益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。